序
口述/胡启立

（编者按：胡启立先生是北京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1951届院友，得知工学院要编印此书，与郑宏、王廼、黄文一几位院友共同座谈，一叙当年，该文主要依据胡启立先生的口述整理。故人往事，青春志气，都有对北大工学的追念，是以为序，掀开数十年前北大工学院的尘封旧事。）

我们机械系1947级的同学从沙滩搬到端王府北大工学院，是在1948年年底，那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了。65年前许多尘封的往事，青年时代的那些激情、旧事，经过这么多年人生道路上的跌宕起伏，惊涛骇浪，早已从脑海中模糊、淡出了。
但也有一些零星的片段，至今却还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。应王廼老友之请，努力回忆起这些点点滴滴已经模糊的往事，感慨系之。

受益一生的工学教育

我们那时候新生入学后，淘汰率是很高的，期中考试、月考等各种考试是家常便饭，几次考试不及格就有被除名的危险。我们那个班在一年级听课时满满一屋子人，但也就不到30人毕业。所以同学都是拼命用功，不敢放松，课后抢占图书馆座位就成了常事。
当时的院长是马大猷，他在教学和培训学生各方面都非常严格，丝毫不马虎，特别是在生产实习、动手方面，要求是很高的。
有一件小事我记忆犹新。有一次，我在学校实习工厂里用车床车一个部件，活干完了，交了成品，我和其他同学就一起离开工厂，打算去吃饭。当时的助教叫住我说：“胡启立，你别走，你看你用过的工具，都这么东摆西摆地乱放着，不行！”我赶紧回去擦干净工具，把所有的工具都按原来的顺序摆好。这让我受了教训，干工程的人就得一丝不苟，做一件事，不但要把工作本身做好，所有连带的东西也都得收拾干净。这种训练很有效，以后做什么事我都想着细节决定成败，要严格要求、有始有终、干净利落。
还有毕业实习的时候，我和同班同学周孝诚被拉到沈阳一个汽车修理厂实习。工厂的负责人把我们拉到一个车间，交给我们一辆破卡车，说发动机坏了，让我们把发动机修好。我们俩把发动机拆卸、检查，发现里面都坏了，气缸都不行了，都得重新弄，我们做了镗缸，活塞啊什么的也全换了新的，最后，车能开走了。那个时候，干这个活得跟工人在一起，和工人打成一片，后来对我做很多工作都很有帮助。
我那个时候到北大1951年，我从北工毕业，那时真是满腔热血，想到最艰苦的地方去，为党为祖国贡献一切。我和两个好朋友，一个是电机系的刘履中，另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杨国锺商量说我们要去新疆，“我为祖国献石油”好不好？我们三个人都下定决心报了志愿，最后他们俩人去了，我没去成，党组织让我留校做团的专职干部。我想我这么多年辛苦努力学的机械专业白学了，青年团委工作有什么好做的？想不开，闹情绪。经过党组织耐心教育，才慢慢转变，安心做团的工作。人的一生大概就是在关键时刻做出选择，这一步迈出去，就收不回来，就定了一辈子。当时，我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无条件地个人服从组织，党让干什么，就干什么，而且要全心全意把党交给的任务完成好，就这样，我改行做政治工作了。但我在工学院受到的教育还是很有帮助，思维方法比较严谨、实在，能够实事求是，从实际出发，工作中也注意群众路线，这对我的一生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。

新中国成立前不久牺牲的申政同志

北大工学院1947级学生从沙滩转移到端王府以后，正值学生运动低潮，那时地下党的指示方针是：“积蓄力量，以待时机”。因此，党组织在北大工学院，并未组织什么大的行动。
申政是我在机械系的同班同学，朝夕相处，我了解到他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，对共产党的主张发自内心地拥护，为人诚实守信，踏实可靠。我就有意识地介绍他读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共产党员修养》等书籍，在有了一定思想基础后，经过地下党的批准，我于1948年10月期间发展申政参加了地下党。到新中国成立前夕，我和申政、郑宏组成了一个地下党小组。
1948年8月19日，即将覆灭的国民党政府确定了一个他们内定的黑名单，准备对进步学生采取大逮捕行动。地下党获悉这个消息后，决定迅速转移有可能遭到逮捕的同志。
有一天晚上，我们的党小组在北工后院实习工厂附近开会，会后我们分头回宿舍。第二天得悉，郑宏和申政被特务跟踪，快到学校门口被一个偶然碰到的同学认出，并且叫出了他们的名字，我当即向联系我的谭沛然同志汇报了这一情况。
郑宏、申政被特务盯梢的事上报后，领导决定为了安全起见，他们两人应该转移去解放区，通过南北发给了他们必要的证件和联系办法，计划是出朝阳门去通县报到。我们以为他们一定到达解放区了。但北京解放后，我到处打听寻找他们的下落，也没有音讯，最后才得悉，他们两人出城后，被迫走散，郑宏平安到达通县，并接上了党的关系，申政却错走到了南苑的黄村，到了解放军的部队中。部队给他和同时到达的学生们发了枪，据说他和另一位也是从城里转移去的同学一起擦枪，有位姓奚的女学生擦枪走火误击中了申政，他不幸当场牺牲。那位女同学也神经错乱了。后来，申政的家人到北京收敛了申政的遗骨，找我给他们开具证明：申政是共产党员，因公牺牲，应追认为烈士。我按照他们的要求写了证明，后来办成没有，我就不知道了。
我非常痛惜这样一位年青有为、意气风发的地下党员死在黎明之前！每次想起来，他的音容笑貌宛如生前，我的心中就充满了悲哀，申政同志如果活着，现在也应该和我们一样到了耄耋之年了，但愿他在天之灵能够安息！
申政这个人没什么人知道，他默默无闻地牺牲了，写这篇文章是唯一一处可以让人们知道他的地方，写这些话也是为了对亡友的深沉怀念。

谭沛然（南北）同志

北大工学院从沙滩转移到端王府夹道以后，地下党先派李鸿藻（原为机械系学生，大一后转念生物系）联系谭沛然。后来听闻国民党黑名单上有李鸿藻的名字，他就按党的安排转移到解放区，解放后改名叫王越。
李鸿藻走后，地下党就改派张乃湘联系我和谭沛然。张乃湘是法律系学生，他就住在北大西斋宿舍。当时成立了一个工医农地下党支部，他代表这个党支部，常来联系我们，接头地点一个是西斋（距离北大红楼不远，在理学院西侧的学生宿舍），一个是在府右街（原北大医学院那儿，当时还是一个施工中的院子）。我们就通过这个渠道取得党的指示。
当时有一件事，就是选举北工的学生会主席，沙滩工学院去北工之前，北工的学生会主席是曲之安，他是土木系的，是北系地下党在北大工学院的负责人之一。当时地下党有南系北系之分，各自直线联系，以避免被国民党一网打尽。我是南系的，我们转到工学院时，力量单薄，党组织就策划让我担任学生会主席。谭沛然就找我谈话，说：“我们党有的人在地下，有的人要公开活动，你的党员身份没有暴露，学生会主席由你出任比较合适，但你就不能去解放区了，你要坚持到最后，不管有没有危险。”我表示接受。于是，经过谭沛然，还有全体地下党的努力，最终选出我担任北工学生会主席。其实，当时工学院很多学生并不认识我，是地下党做了很多工作才选举出来的。选出来后不久，谭沛然也离开学校到解放区去了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就找到了谭沛然同志，一直保持联系。他的女儿和我的女儿还是很好的朋友。谭沛然离休后，有一天外出买东西，到了晚上还没回来，家里人出去找，发现倒在了人行道上。老头儿倒地上别人都怕招麻烦，当时也没人管、没人问。家里人发现后，紧急送到医院也没有抢救过来。这位曾经和我同生死、共患难，和我有着最深厚友情的地下党的领导人，就这么和我永别了。
我现在才体会到杜甫：“访旧半为鬼，惊呼热衷肠”的意境啊！
这些几十年前的事情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在脑海中的印象也逐渐淡出了。不过，北大工学院的教育我是一直受益良多的。我想，大学里头，主要是为走入社会做一个准备，很难说你学的书本知识毕业后是否都能用得上，但学习的方法，做人的底线，做人的理想、道德，你得有，人生短短几十年，一眨眼就过去了。你从哪儿来，到哪儿去，这一辈子想干什么、追求什么，一定要搞清楚。

个人简介：
胡启立，男，汉族。1929年10月生，陕西榆林人。194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工作，北京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毕业。1946—1951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、机械工程系学习。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、团委书记（1951—1956年），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，驻捷克布拉格国际学生联合会书记处书记、副主席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（1956—1966年）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于1966—1972年被下放到“五七”干校劳动。1972—1977年先后任中共宁夏自治区西吉县委副书记，固原地委副书记，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主任。1977—1978年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、副校长。1978—1980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，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。1980—1982年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、天津市市长。1982—1987年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，中央书记处书记，中央政治局委员。1987—1989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常委，中央书记处书记。1989—1991年任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。1991—1993年任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、党组成员。1993—1997年任电子工业部部长、党组书记。1997—1998年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。1998年3月—200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。现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席、中国福利会主席。中共第十二届、十三届、十四届中央委员。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。